2016年10月，东莞清溪镇一个荒废了五年多的厂房。这里原本是一间台资电脑厂，台资撤离后，因为长期无人，野草已有墙高，有蛇出没，外人不敢靠近。（郑浩 摄）

　　“这里是全国最美小镇，”王见智说，“不像东莞其他镇，这里的产业均衡很多。”2012年，人民网(16.380, -0.10, -0.61%)评选出了中国十个最美小镇，清溪是广东唯一入选的。“清溪的产业比较多样，不像常平，常平被酒店害了。”王见智一边说，一边驶入了路边的一片厂房。厂房面积四万平方米，杂草丛生，大门上了锁，王见智连续打了几个电话，才找到保安过来将门打开。

　　走入铁门，青草的香味，土腥味和铁锈味道混杂到一起，扑面而来。“平常大家都不敢进来的，怕这里有蛇，”王见智说，“这里的老板想每年三百万租给我，我没有答应，改造起来太难了。”

　　清溪镇位于东莞南部，与深圳接壤，在2016年的房价上涨风暴中，是直接的受益者，不少小区的房价已经升到了3万。不仅如此，清溪镇还直接承接从深圳转移过来的工厂，写字楼，以及跟随而来的劳动力。即使这样，眼前这般数万平方米的废弃厂房在镇子里还是随处可见。东莞制造业的阵痛仍在继续。

　　以前，王见智为这些厂房提供机器输送电力，现在他则成为这些破败厂房、倒闭的酒店的接盘侠。在20公里外的常平镇，有两家酒店等待着王见智来收拾烂摊子，还有更多的亏损酒店正在排队。他现在正着手的是鸿茂酒店的改造。

　　鸿茂酒店前身是三星酒店，一共五层，二层变成了网吧，楼层都还在装修。“原来的KTV我们把它拆了，原来桑拿房我们计划改成写字楼，或者租给人做培训，什么也好，总之要生存，”王见智如此解释他的改造计划，“一楼的大堂一千多平方米，现在缩减到一百多平方米，其他全部做成餐饮带动人气。”

　　王见智这样忙于帮助酒店、厂房转型的人并不是出于慈善目的，他有自己的算计。鸿茂酒店建筑面积八千平方米，王见智给房东的租金每月15万，而且一签就是十年，根据他的测算，每月的盈利空间是3到5万。“原来的房东没有人脉，他自己不可能搞起来。”

　　宋长发则决定自己来做。酒店的地是他自己的，没有租金成本。“这块地皮租出去一个月五六十万，一年也要六七百万，两年一千多万”，宋长发说，自己等于每年节省了几百万，自己做压力也不太大。

　　只要愿意投资，内部改造并不太难，难点在于政府审批。宋长发说，自己去民政局拿资料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还反问他，“养老院你也敢开？”

　　很多酒店是敢开却不能开。“其他的酒店都十层八层，有的甚至二三十层，你叫它改养老院？装修就要上亿，敲掉它改养老院完全不划算，我只是把那些沙发那些垃圾都搬走就花了二十万”，宋长发说，自己的酒店和其他四星级酒店还是有些不同，楼层比较少，只有6层，占地比较大，这样改造成养老院施工难度就小很多。这场改造下来，他一共花了两千多万，其中一大半是人工成本。

　　2017年2月11日，东莞天鹅湖街，到处是旺铺招租的广告，即便开着的酒店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。（郑浩 摄）

　　还有一些酒店改成了孵化器。爱创社区就是这样一个由酒店改造而来的孵化器，位于常平镇的木伦工业区，附近就是“倒霉”的东方天裕酒店以及苦苦支撑的半岛酒店。这个孵化器前身是一间四星酒店，扫黄前的主业是桑拿。“之前酒店里面的光线都是暗的。”爱创产业园总经理朱志强告诉本刊，当时他们打算在原来基础上修修补补就可以，结果发现很难，毕竟桑拿房的风格和孵化器风格相差太大，“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只保留可以保留的部分，比如比较明亮的我们就保留下来，中间的基本就把它敲掉了，重新做了”。

　　孵化器成了目前东莞最热门的名词，2015年，有15家企业入围第一批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，东莞市政府给这些企业补助最高达到每年300万元。目前东莞已有30余家孵化载体，孵化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。“参加某镇的规划会议，规划当中提出要把酒店改为孵化器，当时我就感叹一声天呀。”蜂巢咖啡创始人赖万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，“酒店的盘活应该是旅游，东莞的亮点可以是工业旅游，如果都改成孵化器，我对于它们是否能成长起来，表示怀疑。”

　　“创客链条它要一个氛围，整个东莞搞这个东西的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。”东莞市委党校副教授江炎骏对一窝蜂上孵化器的做法也持保留态度。“这种尝试中100元可能只有1元钱能够获得收益，你必须有99元作为牺牲。东莞搞100个创客空间，可能只会有几个创客空间成功。创新的成功率本来就低。”

　　王见智开车沿着清溪镇上元路走了两公里，到了一处杂草丛生的厂房。“这就是那倒霉人的模具厂。”王见智说。之前的电脑厂房虽然废弃，总算还有两个保安，但这家模具厂的旧址当真荒凉得令人心生寒意。

　　四栋楼围着中厅，上面搭的是玻璃顶棚，这曾是工人饭堂。当时工人围坐在一起，在阳光下进餐。现在顶棚已经全部破碎，只有满地的碎玻璃，四周杂草足有半米高。

　　这片厂房一共一万平方米左右，其中六千平方米是宿舍，其余是厂房。由于机器使用量增大，厂里工人逐渐减少，到2010年倒闭时，只剩下50人，这50人中，大部分在外租房，与家里人住一起，四千平方米的宿舍只住了五个人。

　　厂房属于清溪镇浮岗村村委会所有，台资老板只是租用，由于宿舍闲置面积过大，投资者有意搬迁到较小的厂房。“可能是人跟当地村委会沟通不是很顺利，在隔壁村租了一个大约1500平方米的没有宿舍的厂房，就决定偷偷搬迁了”，王见智说。

　　东莞的村委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。在制造业大爆发初期，建一幢厂房及道路等配套措施会涉及到多个农户的承包地。让企业与相关农户逐个谈判，时间长、难度大、交易成本高。为了平衡村民利益，东莞农村通常以村民小组为单位，把分田到户的全部或一大部分土地重新收归集体，统一建厂房出租。该集体所有的村民，无论耕地是否被厂房及配套的道路等占用，都可以平均地参与分红。据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，2000年以前，对乡村集体招商引资所占用的土地（包括耕地），农村集体上报多少，东莞市政府就批多少，没有限制。

　　这种房租经济给东莞本地市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，同时也造成严重的路径依赖。从2008年开始，东莞集体收益分配总额就超过了集体经营收入总额，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。2011年，东莞收不抵支的村（社区）增加到329个，收不抵支的村占全市村总数的比例逼近六成。而已经成片建房的土地既不可能复垦为耕地，也不可能分成小块再划到每个农户名下。可以想象，台商要搬走，只会给浮岗村带来更大损失。

　　最终老板准备秘密搬迁，而村委会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厂里的工人，结果工人以跳楼相胁。“就在那栋楼的顶上，”王见智指着面对厂区大门的五层楼说，“后来派出所，都来了。”

　　搬迁的事不了了之，而更离谱的事随之而来。这家厂子的供应商听说此事，担心债务偿还能力，前来逼债，要提前结算。工人也纷纷辞职，要赔付补偿金，最后需要一次性拿出现金700万。这家台资厂子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。

　　“本来厂子一直有盈利的，运行良好，结果就为了节省租金成本，导致破产”，王见智对此唏嘘不已。他本人是搬厂事件的参与者，帮助该厂租用了搬家用的大货车，而且是垫付，厂子破产后，他垫付的二十万也随之东流。

　　“（市场里）一定是有生有死的，”《东莞经济》主编李智勇对本刊分析道，“难道最初那些做帽子的，他永远在东莞都能活得很好？那种传统的、靠低廉劳动力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它必然要死，因为没有人口红利了。”

　　在李智勇看来，这并非是东莞最大的问题。东莞旧的产业被淘汰了，新的产业同时也在进来。华为进来了，大疆无人机把生产基地也设在了东莞，“现在很多深圳上市公司的生产基地，是在东莞，它是变相的前店后厂，”李智勇举了一个例子，“原来一个集装箱的衣服可能只够今天100台手机的价值。”看起来东莞的工厂在倒闭，酒店业不行了，但东莞的经济成绩单还不错。

　　“东莞最大的烦恼是本地人心态、观念的转变”，李智勇说，当地人只做配套，工厂过来了，他们提供土地建厂房，解决工人的食宿问题，“现在制造业这么难做，就出现问题了，投入到科技创新上你又不干。你到农村去问一下出租屋房东、业主，他们想着什么。现在他们的想法跟十年前是一样的，可能跟二十年前也一样”，东莞过去太成功了，使得它的路径依赖非常严重，“它的动能丧失掉了”。

　　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尝试求变。“我们这里的转型很艰辛，”王见智站在破败的厂房里，向本刊记者回忆改造这些厂房、酒店过程中的不易，“你的楼层、功能改变了，那你很多消防的、卫生的、环保的证件，都要重新去办，这个过程中，需要有些部门更多的支持。”

　　王见智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块掉了色的横幅：“XX电脑员工生日晚会”，旁边供孩子们玩耍的秋千，现在已经看不到本来的颜色。这家厂房，如同王见智改造的酒店，代表着东莞一个旧时代的没落。这座城市曾靠着低含金量的传统制造业、混乱无序的酒店业持续了数十年造富神话，现在，确实到了需要做出变化的时候。如东莞市委说，要用新动能的增长弥补旧动能的萎缩。在东莞，有不少人做着像王见智这样的事情，把那些衰落的厂房、酒店，重新发动起来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王见智、宋长发为化名）